第八章 坎坷的胜利（1）生离死别 (第1/2页)
密支那城北郊外，中美联军指挥部为阵亡人员专门开辟了一处墓地，坐落在一片被炮火削平的高地上。
一队工兵正在环绕墓地外围一圈的水泥桩上拉着铁丝网。那些水泥桩是就地取材，用被炸毁的日军碉堡混凝土碎块浇筑而成，表面还嵌着弹片和锈迹斑斑的铁丝。工兵们沉默地工作着，铁丝在他们戴着手套的手中绷紧，发出轻微的、类似琴弦的嗡鸣，像是要把这方天地从周围的废墟中切割出来，圈成一座不容侵犯的孤岛。
墓地左侧，竖着数百个漆成白色的木制十字架。
那些十字架是美军工兵营连夜赶制的，用空投补给箱的松木板削成，刷上从西机场维修站调来的飞机底漆，白得刺眼，白得如同失血的一张张逝者的面庞。
每个十字架上面分别刻了后面对应安葬的美军牺牲人员姓名、军衔和阵亡日期信息。字迹有的工整，有的歪斜，有的明显是后来补刻的——因为最初立下的十字架太多，刻字的人手不够，不得不由识字的中国士兵帮忙。最前排的一个十字架上写着：“杰克·莫里森，上等兵，1944年7月13日“，旁边另一个刻着：“罗伯特·亨特·麦基，中士，1944年8月3日“——那是误炸中死去的工兵，名字被同伴刻错了，划掉后重写，留下一道深深的刀痕。
墓地右侧前立着一块大石碑。
那是郑洞国亲自下令从密支那火车站拆下的一块花岗岩站牌，由工兵用刺刀和凿子重新修整，上面刻着八个隶体大字：“中国陆军新编第30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“。字迹是请师部文书用朱砂写的，再请缅甸华侨石匠錾刻，笔画里还残留着红色的石粉，像凝固的血一般殷红。
石碑后面是一个个砖石垒成、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单个墓穴，墓穴前立着用木板制成、刻写着名字、籍贯、衔职等信息的墓牌。木板是弹药箱的盖子，正面原本的英文“U.S. ARMY“被翻过来，用毛笔写上“湖南长沙 李贵 上士“或“四川成都 张仁义 一等兵“。
墓园一侧还有两个很大的集体墓穴。
那是为那些无法辨认身份的士兵准备的——被炮火炸得支离破碎，被*****烧成焦炭，被雨水泡得肿胀发白，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凑不齐。工兵们从战场上收集来能找到的所有残骸，不分中美，不分军衔，一起安葬。郑洞国站在墓穴前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填土吧。他们生前是兄弟，死后也是。“
按郑洞国要求，阵亡人员不能再像过去打仗那样含含糊糊，必须清楚统计到每个牺牲者头上。
中方阵亡人员太多，这里只安葬了新30师的1218位阵亡官兵。第50师536位阵亡官兵与第14师660位阵亡官兵的两处墓地分别设到了城南和火车站旁。三个数字加起来，2414个名字，2414块木板或石碑，像一片沉默的森林，扎根在密支那的泥土里。
两名缅甸女护士被特意安葬在墓地正中央，由诸多亡灵拱卫着。
她们的墓穴比周围的略小，但前面上放着两扎小小的花束——那是密支那当地华侨从战场废墟之外的野林子里挖到的雏菊花，美军士兵又从空投补给中省下的罐头包装纸折成来一些纸花，一个有心的中国士兵还用子弹壳磨成的、歪歪扭扭的金属花扣在小花束上面。
南雪伊沃的墓牌上，托尼用刺刀刻下了他能记住的所有关于女孩的信息：“南雪伊沃，钦族，1926-1944，天使“。玛英梅的墓牌则是华侨老陈写的，汉字端庄：“缅女玛英梅，义薄云天“。
8月7日一早，中美联军密支那战役阵亡者正式葬礼同时在三处墓地举行。
天还没亮透，云层低垂，像一块被硝烟浸透了、永远拧不干的灰色抹布。但城北这座联军墓地前，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人。中美指挥部人员，以及还能自主行动的伤病员大部分都来到城北这座联军墓地，整齐列阵哀悼告别亡者。中国士兵穿着洗得发白的草绿色军装，美国士兵穿着卡其布军服，廓尔喀士兵戴着黑色贝雷帽，缅甸民夫穿着笼基，所有人按照方阵站立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风吹过十字架和墓牌时发出的、类似呜咽的轻响。
仪式开始，郑洞国和柏特诺分别代表中美军方致辞。
郑洞国站在那块花岗岩石碑前，没有拿稿子。他的军服笔挺，但眼窝深陷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生铁：“诸位袍泽，诸位盟友。密支那光复了，但光复的代价，是两千四百一十四位兄弟永远留在了这里。他们中有人来自湖南，有人来自加州，有人来自曼彻斯特，有人来自缅甸的村庄。他们曾互不相识，语言不通，但在这里，他们并肩挖战壕，并肩挡子弹，并肩死在了同一片泥水里。今天，我们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庆祝胜利，是为了告诉他们——你们的名字，我们记得；你们的血，没有白流。“
柏特诺站在美军十字架方阵前，脸色苍白，疟疾还在侵蚀他的身体。他的致辞很短，声音因为虚弱而颤抖：“这些十字架下的年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